在日本大阪梅田扶輪社與台灣天母扶輪社支持下，安寧照顧基金會組團赴日交流，全團含翻譯與扶輪社隨行人員共28 位。
為了交流「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CP）以及安寧療護知能，安寧照顧基金會於2月組成「安寧緩和照護專業人員赴日研習提升專業能力」訪問團，赴日進行二國經驗分享與交流觀摩。
台灣繼《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之後，《病人自主權利法》在2019年初正式上路，為亞洲第一部以病人為中心的法案，也是將安寧觀念進一步往前延伸，除末期病人之外，符合特定臨床條件的國人，都可以擁有對於疾病照護及善終的意願表達。
鄰近的日本推廣在宅醫療、善終概念多年，近年來亦積極推動ACP（日本稱為「人生會議」或「事前指示書」等）。為了讓台灣醫護人員在執行《病主法》的過程中，能擁有更多的思考面向，國際扶輪基金會（國際扶輪社「全球獎助金職業服務訓練團」計畫），在日本大阪梅田扶輪社與台灣天母扶輪社合作下，委託安寧照顧基金會組團帶領台灣醫護專業人員，前往日本參訪聖隷三方原病院、亀田総合病院、濱松市、栃木市推動ACP的經驗，並參與日本倫理學會舉辦的研討會。
立法還是不立法？ 台日ACP推動方式各異
據統計，2019年日本65歲高齡人口約為3,588萬人，占人口總比28.4%，人口高齡化為世界之冠。日本國土幅員遼闊、城鄉人口差距大，在人口曲線急遽老化的情況下，1980年代逐漸發展出結合長照的在宅醫療系統，以補足一般醫療體系無法涵蓋的區域，並且促使醫病建立起緊密的關係，連結地方政府推行ACP宣導，逐步朝在地終老、善終的目標邁進。
擔任此次參訪團團長的安寧照顧基金會董事方俊凱表示，因應高齡社會的來臨，台灣和日本皆積極推動ACP，但台日對於ACP作法則大不相同，台灣以立法的方式訂定《病主法》，讓ACP後簽下的預立醫療決定書（AD）具備法律效力，以保障意願人的權益；而日本則傾向不立法，以倫理學思考生命議題，鼓勵地方政府結合行之有年的在宅醫療系統進行ACP。
台日醫療環境不同，台灣就醫可近性及健保覆蓋率高，在20年前就制定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讓台灣醫護人員在忙碌的醫療行為中有所保障，進而在推動安寧療護時有所依循，藉此保障病人的權利，也避免醫護人員不必要的醫療糾紛，「但日本認為『善終』是一個自然倫理的權利，且個案狀況皆不相同，合適用法條來框限嗎？」安寧照顧基金會執行長林怡吟指出台日在生命議題上不同的思考點。
日本ACP除了在法律依據上與台灣不同之外，形式也不盡相同。台灣制定具法律效力且統一規格的AD，經過ACP後即可簽署以保障善終；而日本則是由地方政府各自推行不同版本的ACP，文件雖不具法律效力，但強調透過與家人及醫療團隊充分溝通，深入思考生命的價值，表達自我意識的決定過程是一致的。
例如日本靜岡縣濱松市推出圖文並茂的「直虎表」，從最基礎的緊急聯絡人開始，一直到面臨不同病程時的醫療決定，以及對於臨終地點、後事的想法等，用淺顯易懂的文字，逐步引導民眾思考生命議題。
日本各地方政府及團體都有推出類似的文宣品，或以當地代表歷史人物命名的「直虎表」，或直接以「人生會議手帳」命名，抑或是翻譯美國Coda Foundation的Go wish card（心願卡）為日文版，但內容及目的皆是希望引領民眾針對自己的生命進行深入思考。
安寧照顧基金會方俊凱董事（亦為本團團長）、劉景萍董事與日本聖隸三方原病院Dr. Masanori Mori於研討會後合影。
連結在宅醫療制度 ACP不拘泥於形式
在這次交流的過程中，團員們深刻感受到ACP、善終議題上，台日兩國不同的作法與思考模式。「台日作法各有優缺點，我認為在複雜的生命議題上，如何權衡倫理與法律的輕重緩急，是這次赴日交流最大的收穫。」方俊凱表示。
林怡吟指出，《病主法》上路一年多，許多醫護團隊在實際啟動上也陸續遇到一些問題，大家在參訪之前，比較著重在要如何將法規修改得更加完善，但參訪後卻讓大家深刻了解到：「法規文字是死的，我們應該要跳出來，重新由倫理層面去思考這件事情。」
日本在推行ACP的過程中，並不限定需要在醫院端執行，也沒有特定的諮商、紙本簽署流程，因為ACP僅是一個協助病人走向善終的過程，而非可以量化成為數據的結果。
林怡吟以栃木市一組醫療團隊為例，成員為藥師、營養師、護理師、復健師、牙醫及專科醫師等，團隊從事在宅醫療已十多年。在他們原本的工作外，遇有在宅醫療需求的病人，就會聯絡團隊一起出動到病家進行醫療，長久下來與病人建立良好的醫病關係，在此基礎上，就能在看診過程中漸進式地與病人進行ACP討論，協助病人走向善終。
聖隸三方原病院多位不同職別的醫療人員，以分組方式與參訪團交流分享。
從倫理基礎 思考生命議題
醫療選擇、善終都是關於生命的議題，而人生中常會碰到兩難的抉擇，如何從倫理考量出發，選擇傷害最小的方式，是日本在面對生命的思考模式。
日本倫理學會在此次參訪中，主辦為期兩天的研討會，其中以倫理觀點探討失智症者ACP案例，給予團員許多挑戰與反思。研討會中舉例：長期照顧失智家人的小家庭，在身心俱疲的情況下，只好「騙」失智的家人住進安養機構居住，但病人入住之後，卻因為無法適應環境而逃跑。在這個情境題中，講師根據不同環節所面臨的問題，以及倫理學中的四項原則，進行討論與省思。對於這個案失智病人，家屬已無法承受照護之重，「送」至安養機構後，失智病人的逃跑行為，凸顯無法表達意見的他完全被漠視的倫理層面，而家屬、病人及機構人員，如何從各自的角色去拿捏倫理平衡，自主？行善？公平？不傷害？講者以倫理學的觀點，引導團員一層一層地拆解問題，並進行剖析，「這樣的思考模式，再一次提醒了從事醫療工作的我們，我們面對的個案都是獨一無二的生命，因此要不斷地從每一個點、每一層面審慎思考，才能協助他們做出最適切的決定。」安寧照顧基金會董事劉景萍分享這次參訪中，令她印象最深刻的省思。
在如此嚴謹且細膩的倫理學引領之下，日本針對不同的ACP類型發展出詳細的指引（Guideline），例如「失智照護指引」，引導醫療人員在進行失智症ACP時，如何操作與導引，以保障個案的自我決定權。
台灣醫療節奏繁忙，醫療人員已經習慣在複雜的情況下找出最快、最有效、對病人最好的處理方式，「但在這『快速』的過程中，我們可能也會不小心忽略靜下心陪伴與關懷病人，好好的傾聽病人想法及思考病人的權利，這是我們需要反省的。」劉景萍表示。
從「人」的角度 思考ACP的意義
台灣《病主法》上路一年多，各大醫院陸續開辦諮商門診，目前已累積超過一萬多人簽署AD。方俊凱認為，台灣ACP雖有法源依據，但太過專注於簽署流程以及法條規範，善終的目標卻未有妥善的配套措施；日本雖未立法，但在基於倫理思考的模式上，ACP結合原有的在宅醫療系統，已自發性串聯成為在地整體照顧體系。
日本的模式可參考之處，民眾與協助簽署AD的醫院建立良好且長久的醫病關係，並從醫院端擴展至社區，銜接日後年老長照、生命善終的過程，將能為台灣建構起完善的長照網絡。
劉景萍及林怡吟也表示，藉由這次日本參訪的經驗，可以讓台灣醫護人員重新思考ACP的真正價值，在與民眾諮商及簽署時，跳脫表格文字的框架、法律規範，從「人」的角度進行諮商，深入的討論與溝通，方能真正地協助民眾探討生命的價值及意義，圓滿《病主法》立法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