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國家從2000年起陸續邁入超高齡化社會，關於長者末期醫療照顧和死亡準備規劃逐步周全，並發展專屬於失智與衰弱症老人的評估量表，進以擬定緩和醫療照護計畫，可成為台灣的最佳借鏡。
面對超高齡社會到來，各國無不開始進行討論與決策，無論透過法律的制訂、政策的支持與民間的倡議等，逐步討論並發展更周全的老齡人口照護體系，其中也包含安寧緩和療護。
長期投入失智症整合照護的高雄醫學大學家庭醫學科與老年醫學科主治醫師陳炳仁，前往歐洲國家參訪與學習期間，看見了荷蘭與英國對於衰弱老人安寧緩和醫療的周全。
邁向超高齡社會 各國的挑戰與省思
「安寧療護不該只是疾病專屬或是末期限定，應該是更多元的高齡者照護選項。」台灣在2018年正式進入高齡社會，預期將於2025年邁向超高齡社會，陳炳仁翻開研究表示，人們在生命倒數的3、4個月所花費的醫療支出，有可能遠超過其一生醫療費的總和，各種數據也呈現出，這段期間的維生醫療處置經常是無益醫療，讓病人極度受苦且毫無生活品質，「在如此狀況下，政府開始思考是不是應該把安寧療護的制度跟觀念強化，因此老年安寧的問題就慢慢變成國家政策。」陳炳仁表示，日本雖是眾所皆知全球高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但以整體而言，歐美國家早在90年代就進入高齡化社會，其中歐洲於2000年之後更跨入超高齡社會，美國與加拿大則在2010年之後也跟隨邁進，因此歐美國家對於老人安寧緩和醫療的政策與實務已有相對周全的輪廓，針對老年族群可能會遇到的種種問題，如多重共病、失智、失能、衰弱等幾大面向，進一步思考生命晚期醫療照護問題。
其中針對老人的衰弱問題，陳炳仁分析， 約在2000年至2005年間， 愈來愈多人開始對此進行討論，並針對衰弱症提出臨床衰弱量表，當時序來到2010年至2011年，包括加拿大、荷蘭、西班牙、紐西蘭、墨西哥等，則陸續將老人緩和醫療納進國家政策中，其中最完整的報告來自世界衛生組織（WHO）歐洲辦公室於2011年所提出的《老年人緩和醫療白皮書》，統整歐洲主要發展計畫與相關照顧面向，在此之後，各國也慢慢發展相關臨床指引，而台灣則在2016年與2018年分別編纂《失智症安寧療護指引》與《衰弱老人安寧緩和醫療照護指引》。
老人緩和照顧 重點決策議題
陳炳仁表示，各國編纂的指引方向略有不同，如紐西蘭、英國與荷蘭最為完整，針對不同場所，如長照機構、居家等各有所指引；而新加坡與日本則傾向針對特殊議題，如營養、水分、感染症處置等進行編寫。
然而，各國在發展法規、政策以及照顧內容上，其所涵蓋的面向大多不脫離WHO所定義的核心－身、心、社、靈等全人處置，與病人及家屬的溝通和照護計畫討論，生命最後幾周到幾天的照護、家屬的照顧及協調性與連續性。
「其中協調性跟連續性，包含安寧療護的介入時機。」陳炳仁進一步解釋，疾病診斷後的緩和醫療應與生命末期的安寧療護脫鉤思考，尤其衰弱老人生命歷程較長，緩和醫療可從症狀處理及舒適照護等層面開始逐步介入，但同時做好當急性或嚴重症狀發生時的照護選擇，「意味著不同科別與不同照顧場域間必須有協調串接的機制，此即協調性；而延續性則是指從疾病初期的緩和醫療至生命終點，甚至家屬的哀傷撫慰等安排，都必須要互相接棒，而非讓後續接手的照顧者無法得知照護方向，只能憑藉醫療慣性來安排。」
對此，一篇調查結果顯示，紐西蘭表現最佳，無論是在五大核心內容，或是緩和醫療早期介入、國家資源配置等，皆已在法規及臨床指引中充分規劃。此外，荷蘭、英國、奧地利以及新加坡、墨西哥等國也名列前茅。對此，陳炳仁語帶遺憾地認為，台灣應該也是其中一員，可惜礙於國際政治局勢問題，因此沒有被列入評量。
老人照護 為共融社區的一分子
曾至荷蘭參訪，並在英國完成博士學位的陳炳仁，在這兩個國家都看見了社會公民對於老人安寧療護的高度重視。
他以安寧緩和醫療搖籃與起源地的英國為例，在地社會倡議能量豐沛，衰弱老人、高齡化以及緩和醫療更是近年來的主流話題，「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提升生活品質的事情，是基本人權，因此善終價值始終深植民心。」
陳炳仁也觀察到，不僅社會討論度高，相關非營利組織也不少，每年為此捐款的金額足以支撐國內7成的安寧緩和醫療計畫，在如此龐大的公民共識之下，非營利組織也更積極投入經費、人力與時間，以成就更周全計畫目標－例如英國最大的老人NPO組織Aged UK就做了一份40頁的文宣資料，教老人如何思考未來、參加社會處方活動，並提前預立醫囑；而英國最大的癌症與安寧NGO組織Marie Curie不僅成立多間安寧院，更聘僱護理師，於全國各地服務有需求卻無法負擔私人護理師費用的長者，成全他們在宅善終的心願。
社會處方箋（Social Prescribing）：
是一種結合音樂、藝術等活動的醫療處方。有別於傳統藥物治療的概念，是從心理健康的預防與管理出發，透過醫療機構與在地組織的串連，提供患者全面性的照護支持服務。英國將其納入國民保健署的長期計畫項目之一。
「在那塊土地上，你不會覺得最後的安寧療護一定是在醫院。」陳炳仁肯定地表示，他在英國看見了社會整體的支援與支持，甚至發展出相關多元的計畫，他也曾到安寧院做志工，訝異發現，安寧院的建築與社區一般民宅幾乎無異，而且社區的居民會主動到安寧院當志工，學校也很樂意安排孩子到安寧院參訪，「完美的體現何謂安寧的共生共融社區。」
緩和安寧介入時間 家庭醫師制度成助力
除了英國之外，陳炳仁也讚嘆荷蘭的不斷創新，無論是在法規、社會資源、公民社會中，對老人照護問題的討論從未間斷，「在荷蘭，不管什麼事情都可以拿出來討論，包含紅燈區、毒品使用等，而經過公眾討論後也會組織成決策或新的服務模式，他們的老人照護制度也是如此，因為是在公共辯論中激盪成型的，因此內容相當豐富且貼近實務需求。」除了看見公民與社會的全力動員與投入，陳炳仁也發現，荷蘭、紐西蘭、英國這3個老人安寧療護做得最出色的國家還有一個共同特色，即是家庭醫師制度。
陳炳仁表示，在這些國家中，幾乎所有人都有家庭醫師，日常的家庭照護會由家庭醫師提供，當要啟動安寧，或是需要接受安寧專科醫師的評估、檢查以及治療時，家庭醫師也會協助轉介跟協調，「在此環環相扣的制度規劃下，安寧療護的啟動與銜接就更順暢。」
借鏡國外 台灣逐步邁向完善
將目光轉回台灣，自2022年6月1日起，末期衰弱老人正式納入健保安寧療護照護對象，並參考Supportive & Palliative Care Indicators Tool（簡稱SPICT）建立收案評估標準，陳炳仁說明，SPICT是由愛丁堡大學依社區與家庭醫師的收案病人逐步發展出來的評估量表，與常見以醫院病人為對象的研究有所不同。
有別於癌症病程明確，非癌疾病、失智、衰弱症等的末期，相對難以預測，且疾病歷程長，因此較好的方式是在疾病診斷後就安排緩和醫療的介入。
「SPICT的核心就是期望透過指標找到整體健康狀況衰退的依據。」陳炳仁舉例說明，倘若長輩開始出現日常功能惡化且不可逆、部分身體或心理健康問題需仰賴他人照顧、體重明顯減輕，或是原本疾病症狀已經無法由原團隊處理等等，「SPICT主要是篩選出需要接受緩和療護的長輩，與癌症的末期安寧照護或臨終預測其實是不一樣的。」
陳炳仁肯定SPICT是作為支持性與緩和醫療指標工具的指南，也符合現行對於衰弱老人緩和醫療的想像，藉此在衰弱老人有照護需求或者現行醫療提供模式已經無法滿足其整體照護期待時，即時啟動緩和醫療的介入。
「目前台灣健保針對末期衰弱老人，也是建議使用SPICT量表進行收案評估，但多數醫療院所仍沿用癌症末期症狀的收案條件。」陳炳仁表示，這將是台灣在新增末期衰弱老人作為安寧療護收案對象之後，最重要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