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吳建誼參與日本臨床倫理學會主辦的研討會。
這次至日本五天的參訪，除了與不同醫療機構及模式交流外，也進行了「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CP）與「預立醫療決定」（AD）簽署的倫理思辨、推動及相關法規等相關課程，讓我重新省思了醫療人員面對病人與家屬時應著重的層面。尤其最後兩天在順天堂大學附設醫院進行的課程，對我衝擊甚深，思考了平日習焉不察的倫理問題。
透過溝通 平衡法律及倫理
這也呼應千葉線鴨川市龜田綜合醫院的関根龍一部長的提醒：在鑽研ACP與AD的同時，常常會忘了「這份文件是為誰而填寫？」千萬不要忘記將焦點放回病人身上，也別忘了對病人要適時提供關懷。這樣看來，DNR及AD就不僅只是法律文件，同時更是進行ACP溝通的工具，方便我們與病人和家屬討論未來面臨某些臨床狀況時的醫療處置和選擇。
近年來所強調的醫病共享決策（SDM），台灣與日本最主要的差別，在於台灣的醫療現場有法律規範，而日本沒有。但誠如前面所言，我們還是要掌握住倫理思辨與醫病溝通的精髓，落實ACP的精神，加上台灣具備的法律保障和健保註記的優勢，落實末期照護，才能在法律與倫理之間取得平衡。
重視醫學倫理 開辦課程及認證
除了參訪當中課程的討論讓我獲益良多，新田國夫醫師及稻葉一人法官所成立的日本臨床倫理學會，其運作方式也讓我耳目一新。該學會的業務為統籌規劃臨床倫理課程，讓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員能夠持續成長，特別的是，還有「臨床倫理認定士」的認證。臨床倫理認定士若是遇到困難，學會便以顧問的身分提供資源協助，並蒐集相關案例，以便未來提供各界參考。
目前臨床倫理認定士雖然在各大醫院尚未能發揮決定性的影響力，但在相關評鑑以及在各醫院的倫理委員會中已逐漸占有一席之地。這樣一來，各醫院內部的臨床倫理思辨必能逐漸提升。
另一個相當有趣的現象是，日本沒有末期照護的相關法規，卻在各學會制訂有不少照護的指引（Guideline），提供醫療人員遵循；指引雖然不具法律效力，但還是會參考判例，並鼓勵醫療人員加以遵守，避免違法。
公部門主動出擊 宣導ACP
在栃木市的參訪中，我們也見識到在地基層醫療（包含醫師、牙醫師、藥師）與公家機關合作的典範。對他們而言，ACP不只是在醫療場域才需要被關注的事，只要有10位居民組成的小團體想了解ACP，公部門人員就會主動前往，利用ACP手冊進行解說。表面上看來是由公部門執行，但背後當然是有專業醫療組織的支持——由專業人員與公部門各司其職並逐步推廣，讓所有的居民共同參與，一起營造更美好的社會。
台日交流 相互提升照護能量
整體而言，此次五天的交流收穫滿滿。誠如馬偕紀念醫院安寧療護教育示範中心主任、同時也是本次參訪團團長方俊凱所言，雖然台灣的安寧緩和照護已經做得相當不錯，然而透過與其他國家的交流，可以刺激我們反思自身的照護模式以及現行ACP的優缺點，進而有所調整，為整個醫療照護和運作模式持續努力精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