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一位胸腔重症醫師,我想我也是送行者,近二十年的醫生生涯,送走了不下千名病患。看慣了醫院中的生離死別,在某種程度上,我會維持著職業的冷漠與客觀,否則過度的情緒起伏將影響到專業的判斷。看著病人的離去與家屬的哀傷,當然我會感到惻然不忍,但通常只是瞬間的感受,隨後又被接踵而來的忙碌給填塞了。
這種事不關己的置身度外,只有當至親好友離我們而去時,我們才會幡然醒悟,原來死亡離我們這麼近。我們無法忽視死亡,因為它就在眼前,只是大家把它當成房裡的大象,不去談論它罷了。能不能不用經歷重大變故的痛楚,就能體悟用心生活的妙諦?
在這麼多位被我送走的病患中,其中也包括我的父親……
父親在1994年發現攝護腺癌,一開始就是肺轉移的第四期,以每個月打一針的賀爾蒙治療撐了五年多,後來產生抗藥性,逐漸虛弱的身子,也不適合再接受效果不彰的化學治療,最後階段採用安寧緩和照護。比較遺憾的是:父親一直到疾病的最末階段才知道自己的病情,也許有一些未完成的心願就來不及完成。
我知道按照標準流程要讓病人知曉自己的疾病與預後,才能讓末期病人從容地準備好後事,了無遺憾地面對死亡。但有時醫生與家屬的角色是互相衝突的,媽媽堅持不讓父親知道自己的病情,她說我爸的個性容易煩惱擔憂,讓他知道罹患了絕症,一定會失去生存意志,提早結束生命。
他每個月從屏東上來,我帶他去台大醫院打針。雖然他都按時打針、吃藥,但一定覺得納悶,自己的兒子是醫生,為什麼治療了那麼久,病都一直醫不好呢?是不是兒子的醫術不好呢?最後半年,病情漸漸控制不住了,直到去世前一個星期,媽媽才告訴他實情。我爸果然在得知病情後第三天就昏迷了,第七天就走了。事後我媽自認有先見之明地說:「你看,哪提早嘎共病情,早早就過往了。」天知道我寧願被我爸認為我醫術不好,也不願讓他提早離開。
人死後有沒有覺知?我不知道。但我確信人一直到死前一刻,雖然已經無法回應,但還保留著對周遭的覺知。這是我接觸安寧緩和醫療的主因,人們在世間辛苦操勞數十載,最後一段時間又被病苦折磨,在要離開的時候,怎能不讓他們了無遺憾,走得安然?
我爸是在我握著他的手時過世的。當天一早,我媽打電話給我,說我爸一副快不行的樣子,那時他從醫院病危返家,已昏迷了五天。我開了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從台南趕回屏東老家,下了車直奔老爸床前,看見喟嘆式的呼吸型態,伸手按向父親右手的橈動脈,手指清楚的感覺到脈搏愈來愈快、愈來愈弱,終至消散無蹤,呼吸也在此時停止。
從我下車到父親斷氣,不到兩分鐘。我一直相信父親是在等到我回家後才放心地離去的。像是接力賽跑,當你跑了長長的幾十年,體力衰弱了,身心也累了,好想停下來休息,但你還是希望能把棒子傳下去,繼續不知是否有終點的賽程。那年,我握著父親的手,看著他逝去,也接下了棒子。
人到中年,過了折返點,也該回首來時路,望向歸途。看看病人,想想自己,畢竟每個人都有離開的時候。在醫院裡看過太多慘無人道的死法,堅持戰到最後一兵一卒,往往只會讓病人面目全非、含恨而去。
為了維持血壓,大量點滴輸液讓病人腫到不成人形,針孔滲水,壽服都穿不下;高濃度升壓劑使病人四肢末端發黑壞死;心臟按摩壓胸造成肋骨骨折;電擊去顫導致皮焦肉綻;長時間使用葉克膜讓病人七孔流血…,家屬常常覺得不搶救到底對不起病人,又不瞭解急救的代價,當生命終究無法挽回時,慘烈的死狀卻讓家屬悔不當初。
承認醫療的極限,承認自身的脆弱,學著去放手,是慈悲的泉源。病人以他們的生命故事來教導我,每個在我手中逝去的生命,都是來向我示現世間無常的菩薩。
人生好像乘坐一列長長的火車,我們在某個時候不由自主地被扔上車,也不知何時會在前方某個小站被趕下車。不要急著想奔向目的地,因為即使你不願意,遲早也會到站的。還在車上時,我們除了欣賞沿途風光之外,也要對有緣同在一車的旅客,彼此關懷,相互扶持,也許在下一站就有人要下車了。
接觸安寧緩和醫療,我學著攙扶他人下車,反覆練習著下車的身段,希望哪天輪到自己時,即使沒有人扶著,也能從容一些,優雅一點,不致驚慌失措,在月台上跌個狗吃屎。面帶微笑,緩步走下,轉身道別,在世間留下最後、最美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