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一位胸腔重症醫師，我想我也是送行者，近二十年的醫生生涯，送走了不下千名病患。看慣了醫院中的生離死別，在某種程度上，我會維持著職業的冷漠與客觀，否則過度的情緒起伏將影響到專業的判斷。看著病人的離去與家屬的哀傷，當然我會感到惻然不忍，但通常只是瞬間的感受，隨後又被接踵而來的忙碌給填塞了。
這種事不關己的置身度外，只有當至親好友離我們而去時，我們才會幡然醒悟，原來死亡離我們這麼近。我們無法忽視死亡，因為它就在眼前，只是大家把它當成房裡的大象，不去談論它罷了。能不能不用經歷重大變故的痛楚，就能體悟用心生活的妙諦？
在這麼多位被我送走的病患中，其中也包括我的父親……
父親在1994年發現攝護腺癌，一開始就是肺轉移的第四期，以每個月打一針的賀爾蒙治療撐了五年多，後來產生抗藥性，逐漸虛弱的身子，也不適合再接受效果不彰的化學治療，最後階段採用安寧緩和照護。比較遺憾的是：父親一直到疾病的最末階段才知道自己的病情，也許有一些未完成的心願就來不及完成。
我知道按照標準流程要讓病人知曉自己的疾病與預後，才能讓末期病人從容地準備好後事，了無遺憾地面對死亡。但有時醫生與家屬的角色是互相衝突的，媽媽堅持不讓父親知道自己的病情，她說我爸的個性容易煩惱擔憂，讓他知道罹患了絕症，一定會失去生存意志，提早結束生命。
他每個月從屏東上來，我帶他去台大醫院打針。雖然他都按時打針、吃藥，但一定覺得納悶，自己的兒子是醫生，為什麼治療了那麼久，病都一直醫不好呢？是不是兒子的醫術不好呢？最後半年，病情漸漸控制不住了，直到去世前一個星期，媽媽才告訴他實情。我爸果然在得知病情後第三天就昏迷了，第七天就走了。事後我媽自認有先見之明地說：「你看，哪提早嘎共病情，早早就過往了。」天知道我寧願被我爸認為我醫術不好，也不願讓他提早離開。
人死後有沒有覺知？我不知道。但我確信人一直到死前一刻，雖然已經無法回應，但還保留著對周遭的覺知。這是我接觸安寧緩和醫療的主因，人們在世間辛苦操勞數十載，最後一段時間又被病苦折磨，在要離開的時候，怎能不讓他們了無遺憾，走得安然？
我爸是在我握著他的手時過世的。當天一早，我媽打電話給我，說我爸一副快不行的樣子，那時他從醫院病危返家，已昏迷了五天。我開了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從台南趕回屏東老家，下了車直奔老爸床前，看見喟嘆式的呼吸型態，伸手按向父親右手的橈動脈，手指清楚的感覺到脈搏愈來愈快、愈來愈弱，終至消散無蹤，呼吸也在此時停止。
從我下車到父親斷氣，不到兩分鐘。我一直相信父親是在等到我回家後才放心地離去的。像是接力賽跑，當你跑了長長的幾十年，體力衰弱了，身心也累了，好想停下來休息，但你還是希望能把棒子傳下去，繼續不知是否有終點的賽程。那年，我握著父親的手，看著他逝去，也接下了棒子。
人到中年，過了折返點，也該回首來時路，望向歸途。看看病人，想想自己，畢竟每個人都有離開的時候。在醫院裡看過太多慘無人道的死法，堅持戰到最後一兵一卒，往往只會讓病人面目全非、含恨而去。
為了維持血壓，大量點滴輸液讓病人腫到不成人形，針孔滲水，壽服都穿不下；高濃度升壓劑使病人四肢末端發黑壞死；心臟按摩壓胸造成肋骨骨折；電擊去顫導致皮焦肉綻；長時間使用葉克膜讓病人七孔流血…，家屬常常覺得不搶救到底對不起病人，又不瞭解急救的代價，當生命終究無法挽回時，慘烈的死狀卻讓家屬悔不當初。
承認醫療的極限，承認自身的脆弱，學著去放手，是慈悲的泉源。病人以他們的生命故事來教導我，每個在我手中逝去的生命，都是來向我示現世間無常的菩薩。
人生好像乘坐一列長長的火車，我們在某個時候不由自主地被扔上車，也不知何時會在前方某個小站被趕下車。不要急著想奔向目的地，因為即使你不願意，遲早也會到站的。還在車上時，我們除了欣賞沿途風光之外，也要對有緣同在一車的旅客，彼此關懷，相互扶持，也許在下一站就有人要下車了。
接觸安寧緩和醫療，我學著攙扶他人下車，反覆練習著下車的身段，希望哪天輪到自己時，即使沒有人扶著，也能從容一些，優雅一點，不致驚慌失措，在月台上跌個狗吃屎。面帶微笑，緩步走下，轉身道別，在世間留下最後、最美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