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傷，不止是個人情緒，它亦有集體性的一面，而最常表現的集體性悲傷即是家庭，在講究家庭的華人世界，更應發展出從家庭出發的悲傷治療。
悲傷一向被認為是非常個人而隱私的議題，特別是在華人世界裡，除了在文學作品可以看到悲傷的具體描述和坦然流露，傳統而言，悲傷情緒常常被壓抑或潛藏在表面情緒下；換言之，悲傷常需要被包裝。然而，歷經人類歷史的演化、來自家庭經驗的體悟，學者們越來越相信：悲傷，往往不止是個人情緒問題，它亦有集體性的一面，而且最常以家庭為單位表現出集體性悲傷。
安寧療護精神之一在於全人、全程、全家、全隊的「四全照顧」，近年來隨著社區安寧的提倡並蔚為風氣，加上了全社區的概念，因而以「五全照顧」為安寧療護的指標；然而，若未重視悲傷輔導議題，將喪親者也納入安寧療護的大傘之下，要談「全人」、「全程」、「全家」服務，顯然並不到位，也代表「全隊」的服務不夠完整，遑論「全社區」了。
沒有悲傷治療 安寧療護難五全
就「全人」概念而言，正面對自己生命終點的末期病人來說，其心理變化和壓力並非僅僅來自所謂「死亡焦慮」，與其說是死亡焦慮，還不如說是面對自己與家人永別的焦慮，除了內在悲傷外，其實有著更多「為什麼而死?」、「為什麼而活?」「此生到底意義何在?」這類存在意義與人生價值的迷思；若心中已有肯定答案，多半可藉靈性的安適，紓解悲傷的情緒；但是，對找不到答案的病人而言，無法面對自己，更無法以完整的自己來面對家人，這時悲傷像是即溶咖啡般，一遇熱水即渲染開來，沒有糖、也不加奶精，苦澀的滋味只能往肚裡吞。怎樣才能化解如此令人懷憂喪志的悲傷呢？最熟悉的家人難道不是最有利的資源嗎？因此，以病人為中心，我們更需要重視並發展出以家庭為焦點的悲傷治療。
學者重視悲傷治療或輔導，可溯自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安寧療護在此一時期興起了「任務論」、「雙軌論」、「擺盪論」、「階段論」各種悲傷理論；不論其假說或主張為何，都是從病人過世後展開對親友的悲傷治療。到20世紀末，澳洲墨爾本大學聖文森醫院緩和醫療中心主任─大衛．紀善 (David W. Kissane) 醫師，以他精神科醫師的敏銳觀察，提出以家庭為焦點的悲傷治療，並在2002年出版《家庭焦點悲傷治療》專書，正式向世界宣告：悲傷治療應以家庭為單位，而且要趁病人還在世時，就由其本人參與。
藉悲傷輔導達善終目的
人人都會經歷悲傷，如果所經歷的是一場「善終」，能做到「生死兩相安」的境界，那麼縱然有再多不捨，喪親者所經歷的是一種正常的悲傷歷程，不至於陷入複雜性悲傷或創傷性悲傷中，無法自抑。台灣安寧團隊對於如何協助病人及其家屬達到善終目的，早已提出道謝、道愛、道歉、道別的「四道人生」﹔香港善寧團隊亦提出善生、善終、善別的「三善」主張；這兩者實為異曲同工，都在強調以華人所重視的家庭概念為出發點；所以，不論是學術角度或推動安寧療護教育而言，以家庭為焦點的悲傷處遇，應視為安寧療護不可或缺的一環。
對於以家庭為焦點的悲傷治療，相信很容易得到大家共識和共鳴，問題是，臨床工作者該如何落實悲傷治療或輔導，讓喪親者很快自正常悲傷中抽身，找到再出發力量? 各家看法仍莫衷一是，特別是最常面對有悲傷治療需求的社會工作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與精神科醫師等，迄今仍未得到一致的共識。為此，台灣安寧照顧基金會早在 2008 年即邀請大衛‧紀善來台舉辦一場「悲傷輔導－以家庭為取向之處遇」學術研討會，當時超過二百多名安寧緩和醫療臨床工作者踴躍報名這場為期二天的研討會，然而後繼無力，這些當初的種籽後來能以「家庭焦點悲傷治療」 ( Family focused grief therapy，簡稱 FFGT) 來處遇安寧療護悲傷治療的臨床工作者，十分有限。
客觀條件成熟 需從技術著手
根據筆者觀察，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台灣並未引進完整的評估家庭功能工具，也未發展出適應本土需要的工具，而且當年健保給付點數過低， 誘因不足以鼓勵臨床團隊發展出更細緻的社會心理、靈性層面的服務內涵。
如今，安寧團隊發展已漸趨完整和成熟，健保給付也已大幅提升，客觀條件已然形成，悲傷治療實有需要提升至以家庭為焦點的服務，並以充實技術面來達到讓病人與家屬「生死兩相安」的願望。
死亡不只是個人的事，也是全家的事；面對病人生命終點，唯有協助家人妥善處理喪親的哀傷，才能走出來，儘速在新的生活起點就位。兩者交接之際，專業的臨床工作者需要有能力貫穿整個生死轉換的歷程，將安寧療護提升到更高的境界。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台灣安寧療護的社會心理專家、社會工作者都能將家庭為焦點的悲傷治療推展得更廣、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