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千公尺的高度，生與死往往只隔一個選擇。對極限登山家呂忠翰而言，登山，不只是征服高度，而是在極限之中學習如何活下來，並為每一個選擇負責。
2013年， 在沒有使用氧氣瓶的狀態下， 極限登山家呂忠翰（阿果）登上海拔8035 公尺、世界第十三高峰加舒爾布魯木二峰（Gasherbrum II）。這是他第一次爬超過8千公尺的山，山也毫不留情，給了他一頓震撼教育。
登頂後的下撤途中，唯一的隊友在海拔7700公尺處踩到鬆動岩石、向下墜落。即便是十幾年前的事，呂忠翰依然記得非常清晰，隊友看了他一眼，便沿著雪坡滾落、消失在3、4百公尺外的濃霧之間。
根本沒有時間驚慌，呂忠翰立刻在腦中評估應對方式以及相對代價：應該先撤離求援？還是開始找人？如果選擇前者，下山帶著搜救隊再返回尋人起碼耗時6、7個小時，隊友幾乎沒有生還可能。但他身上只剩下2個能量棒，如果自己開始找人，也非常有可能搭上自己的性命。
「如果他已經死了，我哀悼就可以下山，是最簡單的狀況；但如果他還活著卻動不了，才是最困難的情況。」說這句話時，呂忠翰嘴角是笑的，就像在講一個微不足道的冷笑話。雖然聽起來殘酷，卻是在高山求生最現實的考量。
後來，他找到隊友，陪著他在零下30度的冰天雪地中等待救援隊，最後在凌晨3點看到了代表希望的燈光。
在生死之間做選擇
是登山者的日常
呂忠翰出生在彰化鹿港，祖父母帶大的他，從小就在田野中奔跑玩耍，青少年時期，他在體制外的苗栗全人中學，跟著資深登山家歐陽台生學習、鍛鍊登山知識與技巧，把玉山、雪山、大霸尖山、南湖大山等台灣百岳收進口袋。
後來，他成為一位木工職人，逐漸存下海外登山基金，2013年，他入選歐都納贊助的「8千米攀登計畫」，開始走向國際大山，全世界14座8千公尺以上高峰，他已經挑戰了10座無氧、1座有氧，是台灣無氧登山紀錄保持人。
8000公尺是什麼概念？2座玉山疊在一起還不夠，大概是16棟台北101加起來的高度。第一挑戰是動輒零下2、30度的氣溫，第二挑戰則是空氣含氧量只有平地的三分之一，如果不使用氧氣瓶，整個人的感覺就像是六、七分醉一樣，更挑戰的是，由於人體無法在稀薄的空氣中正常運作，一陣風、一場雪，都可能對人體造成致命的傷害，登頂後必須儘速下撤。
為什麼不使用氧氣瓶？這樣不是增加自己的身體負擔、平添變數嗎？呂忠翰說，他第一次爬台灣百岳就打著赤腳，因為自己登山的初衷只是想要用更純粹、更平等的方式與山對話，而不是為了登頂、站在山上打卡。也因此，他在攀登過程中盡量減少對外力的依賴，也不跟從商業團無限聘用當地雪巴人協作的風氣。
不為登頂
而是用自己的方式與山相處
對極限登山者而言，死亡從來不是遙遠的概念，而是在每一個步伐、每一次呼吸中如影相伴。
「我比別人更怕死，所以我不會讓山決定下一步。」呂忠翰說。人很容易想與大自然對抗，但在8千公尺的高度，任何逞強都可能付出代價。他為自己設下明確底線：若在預定時間內無法達到進度，就必須折返。這樣的決定，往往意味著放棄近在眼前的山頂，但也是確保能夠活著下山的關鍵。
他也曾經超越極限而差點丟了性命。攀登稱為「殺人峰」的世界第二高峰喬戈里峰（K2）時，他登頂花費了太多時間，因長時間暴露在缺氧與低溫環境中，下撤時開始出現幻覺。有時覺得旁邊有人，有時則以為自己已經過世了。他坦言，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走回營地求援，但那一次，他因為嚴重凍傷而失去了一小節手指。
不過，並不是每個人都跟他一樣幸運。2023年，他的好友，台灣登山家張元植在法國霞慕尼（Chamonix）攀登白朗峰山系時，墜落250公尺深的山谷，不幸喪命。
「在登山圈，如果有人在不尋常的時間點打電話來，通常代表出事了。」呂忠翰是家人以外第一個接到消息的人，他跟張元植在中學時期就認識了，一起爬山、一起騎腳踏車，也一起挑戰世界第二高峰K2，共同面臨許多關乎生命的抉擇。
聽到電話那一頭提到張元植的名字，呂忠翰形容，那是一種天打雷劈的感覺。但他很清楚，接下來要做的不是發洩情緒，自己必須立刻進入處理狀態。他曾經與張元植討論多次，萬一意外發生，被留下來的那一個人，必須趕快聯繫國際救援、啟動保險、協助家人把流程一件一件理清。
當同伴離開
登山的意義開始改變
張元植離開後，呂忠翰很少直接談悲傷。他更常提起的，是「留下來的人該做什麼」。
2022年，另一位長年在國外累積經驗、即將取得國際嚮導資格的登山者徐耀群，在回到台灣後不久意外過世。那是一個他原本寄望能夠帶著台灣與世界接軌的人才，前一天兩人還在討論未來的合作與想像，隔天就傳來噩耗。
「這幾年，台灣登山界失去了許多珍貴的人才。」呂忠翰說，整個台灣戶外領域被迫中斷，他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登山的意義。現在的他更在意，自己能留下什麼？
登山者的身體狀態有限，他自評還有十幾年的時間，能在這個領域發揮影響力。比起單純挑戰自己的未竟之路，他更想把經驗轉化，讓更多人有機會走得更穩。
留下來的人
負責把路走下去
現在，他也回到苗栗全人實驗中學任教。課堂上，他不避談風險，反而更直接地告訴學生：戶外運動沒有浪漫的保證，每一次決定，都必須為自己負責。
他甚至在野炊課程中，請學生親手殺雞。一開始，大家都以為這很簡單，但當真正面對活跳跳的生命，卻沒有人下得了
手。有人遲疑、有人退縮，也有人開始討論「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做」。呂忠翰讓學生看見，生命從掙扎到停止，從存在到消失，我們每天做的選擇，其實都與生命有關。對他來說，比起技術，這些掙扎與思考才是更重要的學習。
曾有人問他，為什麼在面對生死交關的瞬間，仍能露出笑容。他說，那不是無畏，而是專注。當一個人面對問題，恐懼會被壓縮成一個必須處理的問題，你能做的，就是在當下做出最理性的選擇。
至於生與死，他坦言自己仍在理解。「我們都在走向死亡，但活著的人，可以選擇怎麼生活。」呂忠翰說，如果把人放進山的尺度，我們不過是一粒沙塵。滾動的時間極其短暫，但也因此，更需要走在喜愛的路徑上，讓自己活出價值。
一如「阿果」這個綽號，在尼泊爾語中，與「火」的發音近似。火會熄滅，也會被延續；重要的從來不是停留，而是曾經照亮過什麼。而那些被留下來的人，則要繼續往前走，也彼此照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