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安寧緩和醫師，我偶爾會穿梭在加護病房，協助原團隊醫師做末期判定，或經由家庭會議協助家屬做醫療決策。依據法律規定，唯有兩位專科醫師診斷末期，病人才能如願以償取得善終的門票─撤除維生醫療，走向臨終。
第一次見到高伯伯的女兒，是關於撤除呼吸器的家庭會議，她淚流滿面地問我，她是不是做錯了，爸爸留下遺書想要告別，卻被她硬生生地拉回來。我無法回答她是或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分法太過殘忍，我只能回應她，如果今天是我的父親，我可能也會這麼做。
心疼親人受苦的煎熬
高伯伯在前幾日燒炭自殺，女兒發現後急忙將父親送至急診， 經過一連串插管急救，命是懸住了，人卻是昏迷的，滯留在加護病房。女兒們後來發現爸爸留下的遺書，寫著：「身體已是垂垂老矣，怎堪病魔反覆折騰？切勿再積極搶救，徒浪費醫療資源。」
而今，這字字句句呈現在我眼前，女兒懇求為父親撤除呼吸器，完成他的心願。「有醫護人員問我，如果不想救，當初為什麼要送急診？我說不出話來。我當下真的慌了，想都沒想就送來了。」女兒不斷地自責。這一句話點醒了家屬，卻把他們推向更深的內疚。
自殺的腦傷病人是不是末期？這是個灰色地帶，原團隊醫師不認定是末期，卻也明白後續病人會臥床且每況愈下。家屬尋求撤管已不可行，安寧緩和的介入主要在情緒支持。
幾日之後，病人成功脫離呼吸器轉入呼吸照護病房，薦椎附近卻出現褥瘡，於是接受開刀清創，之後必須持續換藥。女兒的情緒似乎慢慢撫平，面對既成的事實，決定好好振作，尋找能照顧父親的養護中心。
再次見到他們是三個月後，高伯伯因褥瘡感染而住院，女兒堅持一定要會診安寧團隊，拒絕原醫療團隊提議的再次清創或任何侵入性治療。「我爸爸正是因為害怕現在這種狀況─臥床、長著褥瘡、插著鼻胃管，所以才選擇自殺，怎麼現在又一步步走到這模樣？」女兒在病房走道上問我。這一次，原照護醫師同意診斷末期，我們終能啟動安寧照護。
我們與家屬達成共識，停用抗生素，僅維持基本照護：換藥、翻身、清潔與症狀控制。在沒有任何醫療處置之下，高伯伯的病程再次趨緩下來，過了幾天出院返回養護中心。有時，我會覺得，人會不會活下來，或許自己的治癒能力才是關鍵，外在醫療並不如我們以為的重要。
因愛放手，讓您好走
高伯伯出院後轉由安寧居家療護接手，我們每兩個星期會到養護中心訪視高伯伯，他規律地使用退燒藥與嗎啡，發燒與喘緩解許多，唯一的問題是褥瘡愈來愈深，已可見骨，舊傷未癒，又長出新的褥瘡。每次換藥他都皺著眉，緊繃著身軀，大力呼吸，雖然無法言語， 可任誰都看得出來他不好受。在長照機構，臥床病人的生活大多是如此：無止境地換藥，無止境地翻身，無止境地灌食，無止境地等待， 可能是等待親人的到來，可能是等待結束的終點。
「蔡醫師，像他這樣如果一直灌食，是不是沒有終點？我們可以停止灌食嗎？可以不要再違反高伯伯的意願了嗎？」居家護理師沉重地問我。是啊，《病人自主權利法》已同意在病人不可逆的昏迷時，可以終止給予人工營養或流體餵養，像高伯伯已表明自主意願，家屬也毫無疑問地支持，我們醫療團隊在糾結什麼？
於是，我們向家屬提議終止人工營養，女兒們同意並且選擇再次入院。一旦停止灌食，就進入臨終的階段，這一次我們心裡明白，是最後一程了。預計入院的前幾天，高伯伯情況有了波動，偶爾會喘起來，體溫時高時低。入院當天，我們剛接待完高伯伯，安頓好床位，他轉眼間就離開了。
「爸爸可能等不及，先走一步了。」他女兒告訴我們。這是我轉換醫院後，陪伴最久的家庭。關於生命的課題，有太多需要去深思的事，如果我們只以二分法，將醫療區分成「救」與「不救」，對家人而言，是一個極度殘忍的宣判；對病人而言，真正重要的東西是什麼，我們會看不清。走在安寧的路上愈久，愈加感受到生命抉擇的困難。
作者介紹
蔡蕙珊
從住院醫師踏入安寧緩和醫療的那一刻起，我再也沒有轉身離開過。回首一看，已過了數十寒暑，這一路，我從對安寧照護的懵懂與困惑，到現在的透澈與堅定，是因為無數病人給我的生命習題歷練而來。
習題上的文字，有時深刻激盪思緒，有時輕柔擁抱靈魂。偶然想起之時總會明白，這都是我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