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黃勝雄提供
五十五歲時我發現自己是B型肝炎的帶原者，以為再十年就會因肝癌而回天家；七十歲生日時又發現罹患了零期胃癌。這麼些年來，我是醫師、也是病人，我發揮自己每一天的價值，救治病人；也用餘生準備面對死亡。對我而言，醫師唯有準備好自己如何面對死亡，才能謙卑對待病人。
我大學畢業就赴美接受神經外科的臨床訓練，在美國行醫，曾是雷根總統的醫療小組成員，參與過兩次雷根的醫療，第一次是槍擊遇刺事件，幸好那時子彈僅僅打到肚子；第二次則是他農場渡假後出現頭痛等不適，當時一度以為是中風，由我檢查確認是硬腦膜下出血，要在他的腦部鑽洞來引流血水。
這原本不是一個大手術，不過雷根那時已經七十二歲，而且總統要動刀，不是一件小事。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雷根的幽默感，因為手術前要先剃髮，結果他自己選擇要兩側頭髮剃光、只剩下中間一小搓的模樣「很像印地安人」，讓大家都笑了。
在美國時，許多罹病的醫師也會找我開刀，有人戲稱我是「Doctor’s Doctor」(醫師的醫師)，所以我要真正放鬆就必須「逃離美國」，我每年讓自己休一個月的假，利用這時間到第三世界或醫療比較缺乏的地方去服務做醫療志工。
因為基督教背景，我出國前受過不少宣教士照顧，也想知道哪些地方缺少了什麼？自己能夠協助什麼？去過尼泊爾、墨西哥等地方服務。當我第一次造訪花蓮的門諾醫院時，說實話，仍像是「老外看台灣」，一個月後我又回美國去行醫了。
年過五十後，思鄉的情緒慢慢浮現，加上父親罹癌、我希望多花些時間陪伴他；又聽到門諾醫院前院長薄柔纜醫師感嘆，台灣醫師「到花蓮很遠、到美國很近」，讓我震撼，決心回到故鄉。
美國和台灣環境最大的差別在哪裡？我覺得就是對「死亡」的看法，美國很早就有安寧的觀念，醫師團體也長期推廣善終教育，呼籲醫師要尊重病患的臨終選擇，重視靈性的照顧；另一方面，他們照顧的病人也有較高的比例意願捐贈器官。
其實，每個人都會恐懼「死亡」。這些年來，我是醫師、我也是病患，五十五歲我意外發現自己是B型肝炎的帶原者，心想也許只有十年的好光景，決定回來花蓮奉獻，用智力、體力贖回我的靈魂。沒想到，六十五歲做身體檢查時， 竟然沒有B肝帶原了，這是奇特的機遇。
七十歲生日時，我又發現罹患零期的胃癌，這回我的心很平靜，因醫療發達，我用極小的傷口就切除癌細胞，不用開刀切除胃。我覺得自己很有福氣，上帝還不想徵召我回去，就是希望我還能在醫學教育等方面有所付出。
我常教導醫學生：「醫生，也醫死。」醫師要先承認肉身生命總會朽壞，心裡要先準備好面對自己的死亡，才不會太驕傲、自以為了不起；當病患無可避免將走向死亡時，一個醫師才能去同理他，甚至在靈性上能提供陪伴，告訴他們：「我們都是同路人，每個人的身體都會朽壞，死後會到另一個美好的地方，不用害怕。」
台灣的醫師比較無法面對病患的死亡，認為這是一種自己的無能和失敗，常有醫師將病患轉給安寧的醫師後，就沒有再去看過他。才會讓有些民眾轉到安寧療護後，好像感覺被原本的主治醫師拋棄了。
美國是大學畢業後才申請醫學院，他們接受較多人文藝術洗禮。台灣的醫師則是高中畢業的精英去養成，醫學院訓練偏重邏輯、理性記憶的左腦開發，感性、藝術、信仰的右腦開發相對較少，當科學的數據顯示「沒救了」，多數醫師不敢當面去解釋和安慰，變成只有少數專門做安寧的醫師來照護這些病患。
每個醫師都該去開發自己的右腦，讓感性和宗教信仰也成為一種治療，並陪伴病患善終。老、病、死是必然的事，醫師要懂得怎麼去放手與陪伴，大家也該把面對死亡當成養老計畫的一部分，我們都會隨時去清點戶頭還有多少、改變金錢的運用，生前預立遺囑和醫主同樣可以隨時修改，如此看待死亡就不會有那麼多擔心，甚至能提醒自己，好好把握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