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醫療處方，人們想到的多半是藥物或檢查。但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的失智症照護體系中，醫師開出的處方，有時候是一場博物館導覽、一堂藝文課程，或是一張音樂會門票，這種醫療方式稱為「社會處方箋」（Social Prescribing）。
在國家音樂廳的交響樂音樂會，觀眾席上出現一群有點特別的聽眾。他們有些人記不太清今天是星期幾，也有人走進音樂廳時顯得有些不安。但音樂響起時，有人靜靜閉上眼，有人輕輕跟著節奏點頭。散場後，幾個家庭沒有急 著離開，而是在附近餐廳坐下來，一邊吃飯，一邊聊起剛才的樂章。
這是一群失智症病人與他們的家人，而參加音樂會，則是醫師開出的「處方箋」。
什麼是社會處方箋
「對許多失智症病人而言，疾病帶來的影響不只在大腦。」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神經內科主任劉建良觀察，當記憶開始退化，人往往先失去的是生活的節奏。
原本習慣的社交活動慢慢停止，外出變得困難，與朋友的聯繫逐漸減少。久而久之，生活圈越來越小，家屬的日常也逐漸被照顧工作填滿。很多家庭其實不是被疾病困住，而是被孤立困住。
社會處方箋的概念源自英國，近年逐漸被引入不同國家的醫療體系。簡單來說，醫師在評估病人狀況後，不只開立藥物，也可能開出一項「走進社會的活動」，透過社區資源讓病人重新參與生活。
2018年起，北市聯醫開始在失智症照護中導入社會處方箋制度，劉建良說，門診醫師在評估病人身體狀況與生活情形後，若判斷適合參與社會活動，便開立社會處方箋，再由專門的「服務連結者」協助媒合博物館、藝文機構或社區團體等資源。
目前固定與20多個單位展開合作，至今有多達4、5千人接受治療，等同打開一個入口，讓病人與家屬重新與社會連結。
當藝文空間成為照護的一部分
北市聯醫最早嘗試合作的場域，是國立臺灣博物館。但這個合作，其實經過好幾年的醞釀。
劉建良回憶，當時他認識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教授劉婉珍，她正推動博物館成為高齡者可以參與生活的公共場域。只是，對許多博物館人員而言，「失智症」是非常陌生的疾病。因此，雙方最初的合作並不是辦活動，而是從培訓開始。
北市聯醫花了3 年時間與博物館團隊持續交流，向館員與志工介紹失智症的特性，也討論在展覽空間如何引導及與病人互動。例如導覽員不需要特別強調知識，而是鼓勵觀察、分享生活經驗，讓參與者以自己的節奏加入對話。
他也邀請失智症病人以「助教」的身分參與培訓課程，與館員和志工分享自己的生活經驗，讓館員真正面對病人、練習互動。許多人第一次接觸失智症時原本帶著距離與不安，但當他們直接與病人對話後，才發現彼此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遙遠。
2019年，北市聯醫正式與國立臺灣博物館合作，讓失智症病人與家屬，可以帶著醫師開立的「處方箋」一起走進博物館。這樣的改變，也讓博物館不再只是展示知識的空間，而成為失智症家庭重新走進城市生活的一個起點。
一張處方箋連結整座城市
隨著臺博館合作逐漸成熟，社會處方箋的內容也逐漸擴大。劉建良與團隊將社會處方大致分為10種類型，例如藝文、運動、志工服務、綠色療癒等，希望讓不同狀態的病人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參與方式。
因此， 在北市聯醫的失智症門診裡，醫師可以開出更多元化的處方箋。例如與故宮博物院合作的導覽活動、交響樂團的音樂會，或是在植物園進行的自然體驗。不同活動提供不同的參與方式，有些著重藝術欣賞，有些則透過自然環境或閱讀討論，讓參與者在熟悉的節奏中重新參與生活。
劉建良強調，考慮到現實環境，醫師不需要完全理解每一項藝文活動的內容，也不需要成為活動設計者。醫療端的工作，是在臨床中看見病人的需求，並鼓勵他們踏出第一步；而活動設計與陪伴，則由博物館館員、藝術工作者或社區夥伴接手。而當醫師偶爾走出診間、親自走進這些場域時，也更容易理解這些處方在病人生活裡產生的意義。
於是，在這套制度下，原本只存在於診間的醫療關係，開始延伸到博物館的展廳、音樂廳的觀眾席，甚至是一頓演出後的晚餐桌上。
從被照顧者變成參與社會的人
在劉建良看來，社會處方箋的意義不只是讓病人重新參與活動，更重要的是讓人看見：即使在疾病的過程中，一個人仍然可以在社會裡找到自己的位置。
劉建良說，社會處方箋有各自的效果，但其實除了處方本身，參與活動讓病人重新與社會建立關係，才是真正的價值。比如他們邀請失智症病人到培訓場合擔任「助教」，也會發給工作薪資，讓失智症病人重新獲得成就感。
「音樂會只是媒介，真正重要的是大家找到機會聚在一起。」劉建良說。久而久之，這些家庭之間開始形成一種自然的支持網絡，北市聯醫與交響樂團合作舉辦音樂會時，參與的家庭會提前相約碰面，一起吃飯、聊天，再一起走進音樂廳。活動結束後，有些人也會繼續留下來交流、彼此傾訴。
當人仍然活躍在社區之中，許多原本難以開口的生命議題，其實更容易被談起。
在社區裡慢慢談生命的事情
這2年，劉建良也參與了臺灣文學館與聯經出版社合作出版的《給照顧者的文學處方》套書（見本期心靈補給站專欄），透過閱讀與討論文學作品，引導參與者分享人生經驗與記憶。有些討論從故事出發，慢慢延伸到老化、疾病與生命的選擇，甚至包括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CP）等議題。
「如果一個人已經完全退出社會，其實很難談生命的事情。」劉建良觀察，當一個人仍然與他人互動、仍然過著有節奏的生活時，談論善終與未來的安排，比較不會只剩下恐懼，而是成為一種可以慢慢思考、慢慢準備的過程。
這些對話並不是刻意安排，而是在交流、閱讀與陪伴之中自然發生。有些人是在討論小說人物的命運時，突然談起自己的老去；也有人在分享生活記憶時，開始思考未來希望如何被照顧。
社會處方箋所做的事情，正是在生命尚未走到末期之前， 替病人與家人們建立更有支持力的生活環境。當人仍然在社會之中、仍然與他人保持連結時，生命的終點不再簡化成醫療體系裡的一個決定，而是一段可以被理解、被陪伴、也能被好好準備的人生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