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我們說再見

【江秀真說再見】寫好遺書攀珠峰 更珍惜生命每一刻
文/江秀真(全球首位兩登珠峰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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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江秀真提供(攝於北美麥肯尼峰)

接觸高山至今二十六年,我登上世界各洲最高峰,包括歐洲的厄爾布魯斯峰、非洲的吉力馬札羅峰,南美洲的阿空加瓜峰、北美洲的麥肯尼峰、大洋洲的查亞峰、南極洲的文森峰,當然也沒錯過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峰。

這份對山的熱情是高中時埋下的種子。當時為了親眼目睹夢中出現過的雪景,參加救國團的登雪山活動,得到很棒的體驗,於是開始攀登國內各大山岳。每次站上頂峰看到的美景,都給我大大電力,讓我想爬得更高、看得更遠,因此一九九五年我首次挑戰珠峰,幸運成為首位成功攀登聖母峰的華人女性。

事實上,原本我前一年就要挑戰珠峰,那時由於時間過於倉促,來不及參加行前特別訓練,加上工作無法離職,只好作罷。那支我無緣的隊伍,後來發生不幸,有位夥伴拾方方在惡劣天氣下勉強登頂,結果沒能順利回來,這件事給我不小的震撼。

在國內登山時,「死亡」的感覺不曾在我心裡浮現,因為我們一定做足行前準備、配戴充足裝備,但是去爬珠峰,是我第一次接觸生死狀,也就是我們必須事先寫好遺書,並且註明是自願參加,若發生不測,同意就地棄於冰河裂隙。

這是有原因的,因為六千公尺的高度是直升機飛行的極限,但珠峰是八千多公尺的世界高峰,救援上有交通的死角,若生命垂危乃至於無法挽回,也無法保證能夠順利將人揹回基地營,這是我們立生死狀的原因。

交通的限制、加上山友出事的前例,讓我必須準備面對「死亡」這件事,一九九五年我邁向珠峰,必須對抗日夜溫差達六十度的環境前進,即使我預先接受許多訓練,但環境畢竟大不相同,那種艱辛過程一言難盡,氣候、體力都讓我處在生命瞬間消逝的危險中。

再厲害的登山者,依舊無法掌握天有不測風雲,二零零七年我在南美洲登阿空加瓜峰,第一次登頂時,在五千五百公尺的營地,因隊友回到基地營運補,所以只剩我獨自一人,卻遇到了生平最恐怖的暴風雪,整整被困了兩天。

這場暴風雪非常強,帳篷外部甚至被吹破、僅剩下內帳支撐,心慌意亂的我原本想衝出去,但風雪實在太大,那時真的以為自己死定了,哭了一、二十分鐘。但後來想想,哭也沒有用,除了祈求老天給我一個機會,我必須做好所有能做的準備,於是把衣服穿到最暖、煮東西讓自己吃飽,以免失溫;此外,我透過抄寫經文穩定情緒,讓心情平靜下來。

俗語說:「盡人事、聽天命。」雖然我遇上這場暴風雪,但幸運的是,它沒有持續三、四天以上,而且雖然風大,不過雪量不算特別多,因此我得以撐過這兩天。這個經歷也改變我的人生觀,變得更加豁達,因為生死真的無法完全操之在己,因此我必須珍惜能夠把握的日子,去做我認為有意義的事,這是我現在積極四處演講推廣登山教育的動力。

許多人提到山,就跟危險聯想在一起,為了避險而不去接觸。但我認為,人生本來就是一場風險,會老、會病、會死,何不把握當下去做各種嘗試,而不要到生命的末端,才費盡心力做各種醫療嘗試,或自怨自艾很多心願來不及完成。

登山時曾遇過一位國外的山友,她罹患多發性硬化症,一般人可能會自我限制,這個、那個不能做,但她認為既然疾病無法痊癒,那就成為第一個完登世界七頂峰的多發性硬化症病友,多酷的想法!

西方人比較能用正向思維看待困境,在南極洲攀登時有另外一支外國隊伍的三位隊友迷了路,眼前所及都是白茫茫一片,無從找路,幸好他們使用無線電求援,我們在基營地的人透過製造很大聲音等方式,試圖引導迷路隊友,後來終於順利找回,我們的外國嚮導那時反應是:「迷路是常發生的事。」但我能想像,多數東方人恐怕會用負面思考,認為:「早就叫你不要去冒險。」面對風險與死亡,我們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過去我勇敢追逐登山的夢想,現在我更希望成為造夢者,讓更多人認識山的美好,願意去親近山林,如果有天剩下有限的生命,我希望能像電影《一路玩到掛》那樣,不要在病床上浪費我最後的時間,我會繼續推廣山林教育到掛,那麼此生也無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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