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我們說再見

【黃勝雄說再見】先面對自己的死亡 才會謙卑對待病人
文/黃勝雄( 門諾醫院總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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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黃勝雄提供

五十五歲時我發現自己是B型肝炎的帶原者,以為再十年就會因肝癌而回天家;七十歲生日時又發現罹患了零期胃癌。這麼些年來,我是醫師、也是病人,我發揮自己每一天的價值,救治病人;也用餘生準備面對死亡。對我而言,醫師唯有準備好自己如何面對死亡,才能謙卑對待病人。

我大學畢業就赴美接受神經外科的臨床訓練,在美國行醫,曾是雷根總統的醫療小組成員,參與過兩次雷根的醫療,第一次是槍擊遇刺事件,幸好那時子彈僅僅打到肚子;第二次則是他農場渡假後出現頭痛等不適,當時一度以為是中風,由我檢查確認是硬腦膜下出血,要在他的腦部鑽洞來引流血水。

這原本不是一個大手術,不過雷根那時已經七十二歲,而且總統要動刀,不是一件小事。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雷根的幽默感,因為手術前要先剃髮,結果他自己選擇要兩側頭髮剃光、只剩下中間一小搓的模樣「很像印地安人」,讓大家都笑了。

在美國時,許多罹病的醫師也會找我開刀,有人戲稱我是「Doctor’s Doctor」(醫師的醫師),所以我要真正放鬆就必須「逃離美國」,我每年讓自己休一個月的假,利用這時間到第三世界或醫療比較缺乏的地方去服務做醫療志工。

因為基督教背景,我出國前受過不少宣教士照顧,也想知道哪些地方缺少了什麼?自己能夠協助什麼?去過尼泊爾、墨西哥等地方服務。當我第一次造訪花蓮的門諾醫院時,說實話,仍像是「老外看台灣」,一個月後我又回美國去行醫了。

年過五十後,思鄉的情緒慢慢浮現,加上父親罹癌、我希望多花些時間陪伴他;又聽到門諾醫院前院長薄柔纜醫師感嘆,台灣醫師「到花蓮很遠、到美國很近」,讓我震撼,決心回到故鄉。

美國和台灣環境最大的差別在哪裡?我覺得就是對「死亡」的看法,美國很早就有安寧的觀念,醫師團體也長期推廣善終教育,呼籲醫師要尊重病患的臨終選擇,重視靈性的照顧;另一方面,他們照顧的病人也有較高的比例意願捐贈器官。

其實,每個人都會恐懼「死亡」。這些年來,我是醫師、我也是病患,五十五歲我意外發現自己是B型肝炎的帶原者,心想也許只有十年的好光景,決定回來花蓮奉獻,用智力、體力贖回我的靈魂。沒想到,六十五歲做身體檢查時, 竟然沒有B肝帶原了,這是奇特的機遇。

七十歲生日時,我又發現罹患零期的胃癌,這回我的心很平靜,因醫療發達,我用極小的傷口就切除癌細胞,不用開刀切除胃。我覺得自己很有福氣,上帝還不想徵召我回去,就是希望我還能在醫學教育等方面有所付出。

我常教導醫學生:「醫生,也醫死。」醫師要先承認肉身生命總會朽壞,心裡要先準備好面對自己的死亡,才不會太驕傲、自以為了不起;當病患無可避免將走向死亡時,一個醫師才能去同理他,甚至在靈性上能提供陪伴,告訴他們:「我們都是同路人,每個人的身體都會朽壞,死後會到另一個美好的地方,不用害怕。」

台灣的醫師比較無法面對病患的死亡,認為這是一種自己的無能和失敗,常有醫師將病患轉給安寧的醫師後,就沒有再去看過他。才會讓有些民眾轉到安寧療護後,好像感覺被原本的主治醫師拋棄了。

美國是大學畢業後才申請醫學院,他們接受較多人文藝術洗禮。台灣的醫師則是高中畢業的精英去養成,醫學院訓練偏重邏輯、理性記憶的左腦開發,感性、藝術、信仰的右腦開發相對較少,當科學的數據顯示「沒救了」,多數醫師不敢當面去解釋和安慰,變成只有少數專門做安寧的醫師來照護這些病患。

每個醫師都該去開發自己的右腦,讓感性和宗教信仰也成為一種治療,並陪伴病患善終。老、病、死是必然的事,醫師要懂得怎麼去放手與陪伴,大家也該把面對死亡當成養老計畫的一部分,我們都會隨時去清點戶頭還有多少、改變金錢的運用,生前預立遺囑和醫主同樣可以隨時修改,如此看待死亡就不會有那麼多擔心,甚至能提醒自己,好好把握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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